正太饭店是由正太铁路局修建的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西洋建筑，一直被视为近代石家庄的地标性建筑之一，2008年10月23日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太饭店坐落在原石家庄火车站票房北侧，从1920年10月开业，至1937年10月石家庄沦陷，该建筑作为餐饮业经营场所先后历时17年。作为近代石家庄最大、最豪华的酒店，民国时期不少军政要人与国内外社会名流莅临石家庄时，都会把正太饭店作为下榻之所。
关于正太饭店到底接待过哪些历史名人的问题，学界尚无人进行全面考察和系统梳理，但近年出现了一些明显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说法。譬如，有的历史读物说，“吴禄贞就是在正太饭店里联络晋军，组成燕晋联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考察中国铁路，途经石家庄也下榻于此”“‘九一八’事变前五天，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专列曾开到这里（石家庄正太饭店）进行秘密会晤，可以说‘不抵抗’政策是在这里商定的”。有专门研究正太饭店建筑特色的论文说，“这座小楼曾接待过孙中山、蒋介石、宋教仁等军政大员”。有专门研究历史文化遗存的专著说，“这座小楼曾接待过孙中山、蒋介石、宋教仁、胡汉民等军政大员”。那么，上述见解的依据何在？为澄清史实，避免以讹传讹，兹对上述史实进行考证。
一、吴禄贞的指挥部是否设在正太饭店吴禄贞是创建“燕晋联军”计划的总策划，是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攻打北京的总指挥。吴禄贞于1911年10月31日到达石家庄，11月7日凌晨被人暗杀，仅在石家庄停留了不足7天时间。查阅所有记述辛亥革命时期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安营扎寨的史料记载，均无“正太饭店”的字眼。有3位共谋起义大计的当事人，在回忆录记录的吴禄贞下榻之处，皆为石家庄车站站长办公室。
首先是与吴禄贞一同组织“燕晋联军”的参谋何遂，他在回忆录《辛亥石家庄事变亲历记》中谈到了吴禄贞下榻的具体之所。他说，“吴禄贞来了，住在站长室，隔我的住处约四五间房子”。吴禄贞被刺后，何遂在第一时间赶到暗杀现场，“……向站长室飞跑。我穿过外边的一条过道，刚到绶卿的卧室门口，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定神一看，正是吴绶卿”！
其次，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清廷陆军部往来于北京与孝感之间的特派员孔庚，也是赞同武装反清起义的革命党人，他的回忆录也详细记述了当时吴公的下榻之所。11月初，孔庚先后从武昌和北京两次抵达石家庄，与吴禄贞有过两次谋划起义的谈话，都是在石家庄车站站长办公室进行的。当时，吴禄贞把石家庄车站的站长办公室作为了指挥司令部，据孔庚在《先烈吴禄贞殉难记》一文中回忆说，吴禄贞在被刺前的当晚，还曾在站长室与他谈到准备调换司令部一事。“这个地方窄了，明天把司令部迁到英美烟公司大楼，上层作山西巡抚行辕，下层作统制司令部，那地方宽，可请他二人搬进司令部住”。吴被刺后，孔庚赶到车站司令部，“去到司令部一看，吴的尸体倒在司令部后门地上，头已没了”。
再次，当时担任石家庄车站司令官（站长）的谢良翰，也在回忆录《吴绶卿在石家庄被刺时前后情形》中，清清楚楚地指出了吴禄贞的下榻之所，就是站长办公室。他说：“吴初到，以民居湫隘，又离车站远，即在车上办事。后以诸多不便，遂借站长住室为办公室。室系平屋三间，与秘书周维桢、参谋张世膺共居之。”作为车站司令官（站长）的谢良翰，自己“同住正太车站，与吴所居仅隔一墙”。1912年5月22日《太平洋报》曾刊登了“吴禄贞被刺地——正太铁路石家庄车站站长住宅照片”，即车站旁边的平房。
总之，吴禄贞下榻之处是车站的平房，而非车站北侧的楼房；是车站的站长办公室，而非车站的饭店旅社。当时在石家庄火车站并没有开办饭店旅社，仅有的一座法式楼房，被英美烟公司所租用，该建筑当时尚不称作正太饭店。
二、孙中山与宋教仁是否曾下榻正太饭店孙中山先生1912年9月的太原之行往返中转石家庄时的下榻之处，是否就是在正太饭店呢？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孙中山先生的行程。9月17日下午，孙先生从保定乘火车抵达石家庄，18日赴太原。1912年9月21日，孙先生由太原返回石家庄，22日上午再由石家庄乘京汉铁路火车赴天津。孙先生的太原之行，在石家庄先后中转停留了两次，在此地休息了两个晚上。但是，史料中均无下榻正太饭店的记载。
《申报》对孙中山先生途径石家庄进行了报道，即孙先生17日下午“六点三十分抵石家庄”“抵石家庄迎之者二千人”“由站旁迎至行辕”。但没有报道行辕的具体地点。
《大公报》在孙先生从太原返回并抵达天津后，曾报道说，孙先生“21日下午五钟（时），又因在石家庄稍有勾留”，所以22日才抵达天津，亦未提及21日晚在石家庄下榻何处。
《民主报》记者的报道，记述了孙先生在石家庄的具体活动及下榻信息。17日下午18时，孙先生到达石家庄，首先参观瞻仰了辛亥烈士吴禄贞殉难遗址，“抵石庄，游历吴绶卿烈士死难处，惋惜者久之”。随后由交通部负责组织召开了两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欢迎大会由耿寿伯主持，邀请孙中山先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当天晚上，由交通部朱启钤、冯元鼎、叶恭绰、关庚麟、丁平澜等官员，在正太铁路局设宴招待孙先生，山西景耀月先生、直隶张继先生作陪，交通部代表叶恭绰和法国银公司代表分别在会上致欢迎词。当晚，“先生因不欲令人预备支给，故由各界及路局晚宴后，即宿车中”，未住任何一家旅店。
《国民新报》报道说，17日下午在石家庄火车站欢迎孙先生的人物中，由同盟会山西分会推举的景定成为代表，率警卫来石家庄迎接。“火车一到，孙先生即站立车门。那景（景定成）刘（刘锦洲）二君当近前脱帽为礼。军队则吹号举枪为礼”。在铁路局进行的欢迎会及晚餐，“夜晚十一点钟，孙先生方才回车歇宿”。21日从太原返程，山西方面依然指派景定成率警卫将其送抵石家庄，地方官员“复开会欢迎，先生演说良久，即宿于此”。并没有报道记录孙先生宿于哪家旅店，极有可能依然宿于专列卧铺车厢，所以返程的下榻之所，仍有待继续进行考证。
其实，1920年正太饭店才开张营业，所以，孙中山先生1912年9月21日返程途经石家庄的下榻之处肯定不会是正太饭店。在议会选举中胜出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于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更不可能下榻1920年才开办的正太饭店。
三、九世班禅在正太饭店受到何种礼遇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由于受十三世达赖挤压排斥，被迫率少数侍从离开西藏，开始了逃亡内地的游历。班禅在先后经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直隶的漫长跋涉后，1925年2月20日，终于抵达北京，受到北洋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隆重欢迎。进京途中，作为京汉线与正太线枢纽的石家庄，自然成为迎接和欢送班禅转乘的重要地点。加上后来班禅在内地游历路过，他曾先后三次途经石家庄中转。
第一次即1925年2月24日，班禅在太原参加了各界举行的隆重的欢送仪式后，登上正太列车起程进京。据《大公报》报道，当日23时，班禅一行抵达石家庄，在车站受到北洋政府代表达寿（蒙藏院副总裁）、祺诚武（蒙藏院副总裁）以及地方官员恭候迎迓。2月25日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前门车站。
第二次即1925年7月15日晨，班禅出京，赴山西五台山避暑，当日“晚住石家庄”。阎锡山在上报班禅此行的电文中说，班禅于7月24日安抵五台山。
第三次即班禅由山西太原返京，接受北洋政府授予“宣诚济世”封号，再次途径石家庄。《大公报》记载，1925年11月3日由太原启程返京，11月5日早晨，京汉铁路局由长辛店特开“花车”前往石家庄迎迓，11月7日班禅抵京。
班禅先后三次途径石家庄火车站中转，负责接待班禅的相关部门，在距车站附近安排了最好的下榻之所。据《益世报》报道，“于石家庄正太饭店留定最优等房间多间，以为班禅休息之所”。
当时石家庄归属获鹿县管辖，获鹿县知事接到了《接待班禅佛差办法》，按照北洋政府有关详细规定，提前做好了在石家庄迎送班禅中转的各项准备工作。京汉铁路局局长杨慕时奉政府之命，负责铁路沿途招待筹备事宜，在石家庄这个正太线与京汉线不同轨距的枢纽中转站，不仅准备了京汉铁路标准轨距的机车，还有四辆满滚龙黄缎华丽无比的彩车以及行李车等。对于住庙不住店的九世班禅，由于石家庄车站附近没有适合班禅居住的庙宇，最终还被安排在正太饭店下榻，不过提前对班禅下榻的客房内部装饰，做了必要的变通装饰处理。“住室顶棚四壁俱用黄纸裱糊”“地尽铺红毡。室内火炕一个，放炕几处。设佛位一座，两旁安放枕垫，佛位前另设桌一张，黄围裙，陈水果”。
正太饭店总经理陈玉山负责班禅一行餐饮膳食安排，除预备了上等西餐茶点，以待贵宾洗尘打点，还有专门为班禅入住正太饭店准备的菜单。经再三斟酌的菜单，由汉藏两种文字书写：“早茶是麦片粥、火腿蛋、炸鱼、牛扒、凉菜、鲜果、咖啡。午餐是什锦小吃、燕菜鸽蛋汤、炸香桃桂鱼、八宝大酥盒、牛肉托鸭肝、番茄烩青菜、火腿芦笋、烤火鸡、奶油沙拉酱、吉司、鲜果、咖啡。”
中央北京政府给予九世班禅隆重礼节待遇，在沿途采取了极高规格的迎待。不仅在车站搭建了彩牌楼，月台之外的道路都用黄土或黄布垫道，而且京汉铁路部门对班禅专列行驶路线采取了极为特殊接待措施，专列上的侍从一律穿着西服，车站上军警林立。据北京《》报道，“所有班禅经过之路线，除本路各车，届时一律停驶外，昨复电达各军长官，所有关于军事之列车，一律让候”。车站内外，所有行人车马，一律限行。班禅一下火车，站台上的军乐队便开始演奏。前来迎接的地方各级官员见到班禅，先是脱帽三鞠躬，然后献上哈达。总之，九世班禅是正太饭店接待过的级别最高的宗教界领袖，如此高规格的接待标准，此前在石家庄从未有过。
四、蒋介石在石家庄及正太饭店的行踪20世纪20~30年代，蒋介石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重要职务。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曾多次到访军事重镇石家庄，既有视察督战，又有开会协商研究；有时仅在正太饭店吃饭，随后立刻登车离石。
譬如，1928年7月1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约谈1个小时后，携夫人宋美龄从郑州启程，经彰德、顺德，于7月2日早6时抵达石家庄。蒋介石、宋美龄在正太饭店与温寿泉、朱绶光、方本仁共进早餐，之后，随即乘专列北上保定。
再如，1928年7月26日，蒋介石从北平乘车抵达石家庄。地方军警商要员有第二集团军旅长、第三集团军司令、石门警察厅厅长、石门商会会长组织本市民众到车站迎接。据上海《申报》报道说，有千余人“到站欢迎，颇极一时之盛”。蒋介石此次来石，仅在正太饭店用午餐，并未停留休息。用午餐后，与各界代表进行简略会谈，便登车南下。
蒋介石也曾在正太饭店下榻居住过一段时间，将其作为临时行营驻地，南下北上巡视后，返回石家庄正太饭店休息。譬如，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之时，蒋介石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面对华北局势，亲自北上处置华北军事及政局变动，这次行营在石家庄，共5天，是他在石家庄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1933年3月8日下午，蒋介石由军政部长、内政部长、陆军大学校长陪同，在高邑乘车北上，17时抵达石家庄。此次虽将正太饭店作为蒋介石的行辕，但蒋为了便于办公，本人仍愿居于专列上，正太饭店则作为随行官员和来宾栖身之所。据《大公报》记者报道，蒋介石“八日抵石家庄，设行营焉。蒋迄未离开车站，秘书长等悉在车上办公，其紧张情形完全系战时状态。石庄虽未宣布戒严，但车站附近傍晚即有步哨。而邮电检查异常周密，任何新闻电非经行营秘书长签字，不许译发”。
3月9日蒋介石乘专列北上保定，在保定市光园召开军事会议。据北京《益世报》报道，蒋介石与从北平当天赶来的张学良，在专列上先后举行两次会晤，批准张学良因承德失守东北全境沦陷引咎辞职。蒋介石后来则返回了石家庄，“即回石家庄，将长住该地，指挥全盘军力”。
3月11日午前，阎锡山从山西赶到石家庄，蒋派秘书到车站迎接。在正太饭店用餐后，阎便携带下属，赴蒋所在平汉专列车厢会晤1个小时。下午蒋回访阎的住所，二人继续协商华北军事、治安、政局等事宜，从15时40分一直谈至18时。当晚正太铁路局局长王懋功，在正太饭店专门设宴款待各位（另有一说宴会在明盛园举行），饭后蒋、阎二人再次密谈2个小时。
3月12日，国民党河北党部特派执委到石家庄，组织社会各界在声光影院举行了孙中山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大会，蒋阎等人分别在大会上进行了演讲。蒋介石在演讲中针对华北局势宣称，“敌人之飞机大炮不足畏，努力奉行遗教，自能达到收复疆土雪耻复仇之目的”。12日中午，蒋、阎与来宾在正太饭店共同用餐。12日下午15时15分，蒋介石坐专列转移至保定。
从3月8日至12日蒋介石的行踪可见，他先在石家庄设置了暂时行营，其行动均为临时决定，任何人皆无法预知。此次蒋介石北上处置华北局势，行营设在哪，事前并不确定。《大公报》曾报道说，3月10日在新乡成立的中央党部华北办事处，因“以蒋委员长现时驻节石庄，统率华北军事，为办事处便利起见，拟由新乡北移。拟议中之地点为石庄、保定、北平三处”。3月12日下午，蒋介石前往保定，把行辕向北转移，结束了石家庄5天的临时行营。此后蒋介石驻节保定13天，主持处理华北军政事务，一直到3月24日，才由保定乘坐飞机抵达北平视察。在北平仅1天，3月25日早晨5时，乘飞机又返回保定。25日上午10时，从保定飞回南京，结束了此次18天的北上行程。
五、张学良在石家庄及正太饭店的行踪张学良在石家庄的活动行踪，主要发生在北伐战争后期，即奉系掌控北洋政权阶段至“东北易帜”之前。张学良在石家庄的行踪，大都是视察奉系防务或督导军事部署，基本上都是行色急促，来去匆匆。
譬如，1927年2月25日，张学良与参谋鲍文越视察京汉线军事防务到达石家庄。据《》记载，张学良在驻石司令部，对前方各位将领一番训示后，令鲍参谋留在石家庄，襄助奉军韩麟春指挥军务，一同对抗武汉政府的北伐军，张本人并未在石过夜，旋即返回北京。
1927年10月中旬，奉军攻克直隶涿州，晋军纷纷败逃。10月18日，张学良乘胜南下保定，此后继续南下，曾再度亲临石家庄视察，调度指挥奉军向娘子关进攻。张学良在石家庄时常亲临前线，视察阵地工事和鼓励士兵士气。
1928年3月2日下午，张学良、杨宇霆视察京汉铁路沿线军事设施，由东长寿乘火车抵达石家庄。据《大公报》和《晨报》报道，张、杨二人在当地官员们的陪同下，“同赴吴禄贞烈士祠，参谒吴墓”“参谒吴周张烈士墓，鞠躬致敬”。3月3日，张学良、杨宇霆由石家庄出发南下，到直隶南部视察。接连两日检阅了驻扎高邑的岳兆麟部二十八师、驻扎内丘的郭殿举部十三师、驻扎顺德的何柱国部二十三师。3月4日在顺德召集前线将领军事会议，指示军事行动要略。5日上午9时30分返回石家庄，随即在正太饭店参加了石埠军政绅商各界举办的招待宴会。中午12时，在第八军军长和参谋长陪同下，乘正太铁路的装甲车前往大郭村，视察前线阵地。14时前，张学良一行返回石家庄，14时35分登上京汉铁路专车，继续北上东长寿督导军务。
1928年3月28日10时，张学良、杨宇霆乘专列由东长寿抵石家庄，未下车便召集第八军军长、第十七师师长、第二十师师长、炮兵第一旅旅长、骑兵第六旅旅长，在列车上举行了防御正太线晋军的军事会议，一直到18时才散会。3月29日早晨，张学良、杨宇霆乘铁路装甲车再赴大郭村前线视察，15时离开石家庄，南下直隶顺德、邯郸视察。1928年4月1日，张学良、杨宇霆乘专列抵磁州车站，对作战部队训话讲解攻河南冯玉祥所部计划，以及部署具体作战防守策略，当日由磁州返回邯郸，4月2日回到石家庄。
1928年4月12日上午，张学良再次行抵石家庄后，“以保定距前线太远，不便指挥”“故决计将前方军团部暂设石庄”。随着指挥部前移，办事人员和卫队旅亦开赴石家庄驻扎。
1928年5月初，奉军八大处重要职员大部已在石到位，5月5日中午12时，张学良由京乘车抵石家庄，但他仍照以前习惯继续在专列上办公。
由上可见，张学良作为军事指挥官，曾在石家庄居住，但是在正太饭店下榻次数不多，在正太饭店的主要活动是开会、晤谈、用餐。
六、蒋介石和张学良是否在正太饭店举行过不抵抗密谈民国时期，蒋介石与张学良确实曾多次分别到访石家庄。正如上文所述，蒋介石与张学良曾多次莅临正太饭店，由于他们二人身份和地位不同，到访石家庄目的和时间不同，在正太饭店停留和休息方式也有所差别。至于有的论者表述“蒋介石与张学良曾在正太饭店举行密商对日不抵抗政策”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史实。关于“‘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在石家庄会面谈话，并确定了一律不准抵抗”的说法，最早出于东北军将领何柱国的回忆录，后来被一些论者演绎成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5天，蒋与张在正太饭店秘密会晤，商定了不抵抗政策。这个说法主要有三点失实。
首先，从时间上看，“‘九一八’”事变前5天，即9月12日，蒋、张并不在石家庄，不可能在正太饭店举行秘密会谈。9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张学良在北平，二人根本没有在石家庄正太饭店密谈的时间前提。9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杨虎城的代表王登云，12日上午在南京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12日下午与顾问吴忠信（蒋纬国的义父）在南京会面。而张学良12日则在北平与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举行见面会谈。
其次，蒋、张皆有不抵抗的相同认识，二人根本没有再在石家庄正太饭店举行秘密商定的必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仍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一直在对中央苏区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他们二人此前都讲过对日不抵抗的话，无论是蒋、张签发的文件或者是拍发的电报，都曾认定不能挑动与日本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张和蒋二人对当时中日发生冲突的后果非常清楚，他们早就具有一种共识，即使日本挑衅也不能打，二人都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去解决。
再次，“九一八”事变发生，有一定的突发性，张学良本人承认自己对事变局势有误判。张学良在其《自述》中说，当时他没有想到日军会借着一个沈阳的局部冲突，趁机大规模地占领整个东北。张学良还说，是他本人在医院下命令指挥放弃东北，直接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责任主要在自己。9月18日这天蒋介石乘坐舰艇赴江西视察，“途中接张副司令电告，日军占领沈阳”。这一个历史事实，张学良在自述中交代的十分明确，所以，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并非在石家庄正太饭店秘密商定的结果。
随着“九一八”事变后危局事态愈演愈烈，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鉴于国事危迫，外交紧急，决定由北平赴南京，与蒋介石当面协商应对之策。1931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南京，与蒋介石面晤，详细筹商了东北善后，以及外交方略等问题。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蒋介石和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是，不能因为正太饭店曾接待过蒋介石和张学良，就把他们二人“不抵抗”的历史责任与正太饭店挂钩关联，这两者卯不对榫，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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