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双怀、方骏则认为，狼人与壮族存在明显差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民族，他们从物质生活和文化方面论述了狼人与壮族之间的差异，并且从明清的文献中考据，大部分的明清文献是把狼和僮分开来阐述。论据比较充分。但是仅仅物质生活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就认定是不同族群，显得过于片面了。斯大林曾经说过：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也就是说，考察一个是否同一个民族，要从地域上，语言上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来考究。狼人与僮族都是大良人发展而来，首先在地域上来说没有原则上差别，都在两广地区；古代交通不发达，在语言交流、生活习性方面哪怕是同一个民族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赣方言，南昌地区和吉安都去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发音明显不一样，能说不是一个名族吗？同样，在生活习性方面，古代同个种族隔座山，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可能就不一样。所以仅仅从生活以及文化方面的细微差别，并不能认为他们是不同种族，应该算一个种族的不同分支。
狼人在明代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参与明代中后期的军事战争，我们谈到明代中后期的战争也绕不开狼兵做出的牺牲。那么其中一个问题是狼兵为何心甘情愿接受朝廷的调派呢？
狼兵在《明实录》最早出现于英宗二年山云将军的上书：“浔州与大藤峡诸山相错，瑶寇出没，占耕旁近田。左右两江土官，所属人多田少，其狼兵素勇，为贼所畏。若量拨田州土兵于近山屯种，分界耕守，断贼出入，不过数年，贼必坐困。”以后狼兵各处征调从此时开始。狼兵属于兵农合一的军队，其分拨有狼田进行耕种，据《清史稿》记载：“嘉庆中，噶玛兰开辟田园七千五十甲有奇。道光初，定番社未垦荒埔分给民人征租。粤西设土兵、狼兵，均给军田。粤东有狼田、瑶田，仍按田充兵，其田均禁民典。”闲时耕种，战时打仗，并自带粮饷作战，所以朝廷选派狼兵原因除去作战勇猛外，便是节省军费了。其次，在兵农合一的结构中，西南土官牢牢将狼兵控制在手中，明朝政府虽然不能直接掌管狼兵，但是土官的选拔权是被朝廷掌控，同时，土官为获得朝廷的信任，愿意接受朝廷的委派，征调士兵，从而巩固土官在当地的统治，所以，明政府达到了操控狼兵的目的。而且，明朝中后期，政府腐败，原来的卫所制度破坏"每遇战事几乎都需募兵"。在广西则是凡有征调全倚土狼兵，而且征调数量甚大，一次调用部分地区土兵竟以数万计！其中大藤峡地区是土狼兵东进驻防的中心。
狼兵曾盛极一时，曾用于于西南防边和东南抗委,为保卫明清的疆土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然而就去整体发展来说,,更主要的侧重是于“安内”。狼兵被东征西凋,扼杀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维护明清封建统治秩序,明清王朝君臣对此极力推崇,并作为“以蛮制蛮”的有效措施极力推广。也正是连年征战，狼兵人数损耗极大，消耗了自身力量。另外，狼兵自身的缺点。起初，狼兵军纪严明。据史料载：“狼兵在广西东关、南丹、那地三州之境，能以少数众十出而九胜。何也？盖三州之土官，大略如秦法，以首虏为上功，军令森严，其赏亦重，而兵多不惜死。”《野史无文卷九》经过百年征战，军纪逐渐败坏，玩事日久，观习日非，调发愆期，去留由己!，所过卤掠，惨不忍言!且“每以五百为千，五千为万。自号虚数，不服点查。”《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四十六，戚继光《经略广东条陈勘定机宜疏》于是，朝廷逐渐对狼兵失去信任，在东南抗倭时，文华认为“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请募江、浙义勇，山东箭手，益调江、浙、福建、湖广漕卒，河南毛兵。”
直到清王朝，承平日久，民族关系有所改善。清廷为了加强东南的统治，官军取代土狼兵，狼兵无用武之地，作用也逐渐变弱，只好解甲归田。清中期以后，与汉族同化，日渐耕作，不好弄兵。这样，曾经不可一世的狼兵，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